人民老大運動--異人算障團

我是聽覺障礙者的家屬

也是助人工作的專業實踐者

在五專求學時期

選擇擔任育幼院與養護院的課輔志工

在大學與研究所求學時期

選擇擔任國中「問題學生」的輔導老師

在研究所畢業後

選擇擔任漁村小學的導師兼輔導老師

離開漁村後

我選擇放棄「心理師」的醫療頭銜

以「輔導老師」的身份來從事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

意味著，我認為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是尊重與平等的教育

身心障礙者不該被視為是一群有生理障礙或缺陷的「病人」

或者是一群「需要被治療的人」

我始終深信生命的價值不是被外界框定的，是靠自己去創造的

作為一個聽障者的家屬，讓我有機會去看到聽力限制對生命的牽引與轉折

作為一個助人工作者，讓我有機會去經驗到理論對生命的孕生與宰制

作為一個專業實踐者，讓我有機會去清楚自己也處在一個分配社會資源的位置

作為一個人，讓我有機會選擇如何詮釋與揮灑自己的生命

於是，我選擇記錄這些生命與生命交會後的故事

並且，選擇呼朋引伴來分享、交流與對話，而不是喃喃自語

因為我相信這些故事所堆砌出來的

不是一份份個案記錄、研究報告，是生命

而科技始終來自於生命的人性創作

★從聽障者的家屬經驗出發

　　我的三阿姨與三姨爹就是全聾者，兩個人是台北市啟聰學校的同學，畢業後，三阿姨進入電子工廠當生產線操作員，三姨爹則是在聯合報當印刷工，兩個人交往、相戀過程中，不斷被質疑有養活自己的能力嗎？有維持一個家庭開支的能力嗎？有教育小孩的能力嗎？最後是在姊妹們的支持下，才讓雙方家庭同意。從小的相處中，三阿姨的手藝非常靈巧，毛帽、毛衣、圍巾等編織品樣樣精通，我們這些小孩都是她展示成品的模特兒，這也是她傳遞對我們關心的方式，靈巧的雙手取代呵護的聲音，三姨爹雖然愛喝酒，也常因為與計程車司機語言不通的關係，進出警察局，但是他常常做出一些活靈活現的手工玩具，例如用紙捲出的刀劍、享受動感的遙控汽車等供我們把玩，在製作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成人對我們的教育與陪伴，不需要語言，在雙手飛舞中，我們感受著。

★在勞動領域與「障礙」相遇

　　帶著這樣的經驗，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推展員的位置上，思索著聽障者的就業處境，需要大批體力勞工的傳統產業日益減少，而投入勞力市場中的聽障者多為高中職學歷，這一片產業轉型的口號聲，聽障者是聽不到的、也喊不出來的，是被忽略的一群。幾次補助案審查與督導的過程中，看到聽障者還是以電子產業操作員、打字員等技術工為主，我認為聽障者的生命展現應該不只這些吧，生命的價值也不該只是靠能賺多少錢來衡量著，於是，問雇主或機構有沒有其他較具發展性的工作機會時，常常得到的回應是聽障者的學歷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大多只能從事低階的工作，這讓曾經在五專畢業後工作過一陣子的我感到困惑～「是這樣的嗎？」。「大專校院畢業的聽障者看不起沒有高學歷的聽障者」，一位本身就是聽障者的資深就服員如此告訴著我，這也讓我興起想要進入大專校院工作的念頭，看看聽障者在大專校院是怎樣的學習著？具有高學歷的聽障者又是怎樣在發展他們的生命？

★在教育領域中層層「障礙」

　　在大專校院就讀的身心障礙者會因為進入管道、障礙類型與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教育需求，經由推甄、申請入學等管道入學者，他們自己有需要的話會提出申請，不希望自己的身份會因為資源教室的協助而被曝光或突顯，但是經由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入學管道進入者，他們的身份是清楚被曝光與突顯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可以透過「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取得他們的資料，雖然，不一定很完整，也有法令規定要有轉銜作業，但在人力不足、時間不夠的現實條件下，除非遇到很有熱情的高中職老師，大部分可以給大專校院的資料很有限，也很片面。

　　經由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甄試管道入學者的資料，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多是在7、8月才會收到較為完整的資訊，其他有意隱身在人群中或是其他管道入學者的資料，則是要到了開學後，有機緣的話就會找到，但無論如何，資源教室對入學的聽障者的瞭解，大多得到開學後才能開始建立，只是開學後即是資源教室惡夢的開始，9月協調身障生與任課教師的教學模式、身障生與就讀系所班級的互動關係，10月完成全校身障生人數統計與資料登錄，11月完成新年度經費的申請作業，12月完成該年度經費核銷作業，在這過程中，還要去協助身障生適應大學與高中職的差異、身障生與家人關係轉換的調適等心理層面的部分，以及身障生住校與選課協調、上課教室與座位安排、教學輔具申請與配置等硬體層面的部分。在精疲力竭的過程中，被視為臨時人力的資源教室輔導老師還得支援學生輔導中心（諮商輔導組）的各項業務，甚至，可能是主要的工作人力。

再加上，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在現實工作場域中，不斷經驗到來自家長團體、學術單位與教育部其期待與編織出來的資源教室方案，一進入大專校院後，與他們所預期看到的成果有著很大的落差存在，面對這層落差的存在，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常常成為夾心餅乾，不是說我們不夠專業，就是說我們不夠努力，才會有這層落差存在。這讓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很容易成為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者社群中的邊緣者，跟經由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甄試管道入學的身障生處境相似，都是在被主流社群擠壓到邊緣位置的過程中發展自我認同，當教育部補助規定的改變，讓學校成為資源教室輔導老師的雇用者後，這種擠壓更加沈重，但也更被合理化。

　　當身心障礙學生與資源教室在大學校園中都處在邊緣的位置時，我們的經驗與感受是不容易被聽見的與回應的。

★看見在層層「障礙」中「不同的聲音」

　　我是藉由身心障礙甄試管道入學的，我基礎本來就不好，想要問老師與同學問題時，都還要擔心會不會麻煩別人？會不會造成別人的負擔？所以，我通常選擇在別人問我懂不懂時，先回答：我懂！然後，以快速脫離的行為來掩飾自己的緊張與焦慮，或是，我會一直保持安靜的等待狀況，等等看有沒有別人會提出我想不到的問題？我慢慢學會「左耳進、右耳出」與「從別人的問題中找答案」的方式。唉，我也很想自己主動提問啊，大學的畢業證書好沈重啊。  

　　但是我過去的學習就是「背」，不只是我，其他同學也是一樣，當時，反正就是應付考試就夠了，沒有什麼學習。來到大學後，我還是背，還是應付考試，雖然，這不是我要的學習，可是當我想要有不同的學習時，我是沒有能力可以改變的，我希望可以面對我的不足，有能力面對大學與高職不同，更有能力改變自己，不要只是跟著別人的問題學習著，我想要有能力自主學習，不是緊抓著過去會的能力來應付現在。

（取自一位中度聽覺障礙生在我們團體中的生命敘說）

　　當我身處在教育之中，面對著一題又一題有著「標準答案」的題目

　　或活動時，我選擇用我的家庭經驗去看待這些課題，學校給我的回應讓

　　我覺得學校的東西一點都不符合我的經驗、不適合我這個人，卻只感受

　　到了因為我是學生、因為我年紀小，所以不得不被控制、與不得不屈服

　　，再加上在學校的不快樂，使得我很討厭學校、討厭老師、討厭唸書。

　　但也注定了後來表面當個乖乖牌，但其實和學校「唱反調」心態。

　　同時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我的「聽障」帶來的挫折，而且竟然是在因為教

　　育方式與標準不適合我、讓我感到委屈的場合下，讓我覺醒到自己的生

　　理障礙。

（取自一位中度聽覺障礙生在我們的團體中生命敘說）

　　我帶著聽障者家屬的身份已經過了40年，在大專院校資源教室輔導老師的位置上，也工作了8年，從我的位置來看，願意與身心障礙者深入相處，並將這組關係放在社會脈絡中，發展共學關係的工作者，比較能跨越「障礙」的限制，不單以行政考量或非身心障礙者輔導模式的角度來回應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屬。

　　無論是助人或教育工作，都是一連串不連續的生命藝術創作的過程。我們都是從發現或經驗到生命的不圓滿後，帶著厭惡、傷感、害怕、恐懼、焦慮、憤怒等情緒，試圖透過各種形式的行動，來詮釋與回應自己所經驗到的世界，努力讓自己可以在不圓滿中自處。只是，生命中的不圓滿，也許是可以被修補，也許是不可以的，還是會有稜有角的，並不是那麼平順光滑，我們可能得換個角度來對待，甚至，去接收生命不是全都是圓滿的，有些就是有稜有角的。「障礙」並不全然是指生命中的不圓滿，也許是我們的固執或偏執才是「障礙」。而且，這種感受也很難被學術理論簡單化約、去政治脈絡的對待之，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工作者的生活與共學經驗才是學術理論與推動政策的立基點。

　　因此，任何國家政策的制訂與執行過程，如果失去對行動初衷與視野的不斷檢視與修正，「障礙」就會被政策的制訂者、監督者、執行者與受益者等關係人共同創造出來。於是，從這個脈絡來看，我認為有「障礙」的人，不一定是生理、心理受到限制的生命體，而是失去不斷自我檢視與修正能力的生命體，我相信「身心障礙者」是一支活在多元社會中的文化群體，而非成為偏執己見後的霸權來壓制別人的標示名詞。